戈利金“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他解释档案时仿佛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样。他查找搞错了的行动，或个别官员的错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会问。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会这样回答。

戈利金好几天都不说什么了，然后又宣布他敢肯定哪个人是叛徒。

“但为什么，阿纳托尔？”

“因为在克格勃里，失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你不会再获得信任，这使人不快，也许这时他就想到转变。”

他从来不懂西方文化，由于未能一帆风顺地见到斯大林，他的事业失败了，因此被驱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测西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西方不是那样，”我常常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不会那样干----只是在联邦调查局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戈利金会显得惘然若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