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阿纳托尔，我们在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你的猜测对我们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他看着我，又看看档案，仿佛要让我因为怀疑他而感到内疚。

“你知道什么，彼得，”他叫喊起来，“你没有像我那样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呆过。”

如果不是他的虚荣和贪婪，他会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国人那样会有突如其来的悲伤。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把沃尔科夫的档案拿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个企图叛逃的人的档案最终落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的故事后，他开始哭了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问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的。

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划以及他所发现的新线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涌入西方----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的情报虽然不那么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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