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把材料给他时，曾警告他不要做笔记。琼斯和我都担心，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部分动机，是从西方情报机构里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为了某种未知的将来的目的。

“当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个行家，我懂这些。”

戈利金钻到军情五处最秘密的档案里过了四个月。迈克尔·麦考尔到格林·米尔斯银行取出了一万英镑的现款，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带去给戈利金。

虽然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戈利金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琼斯曾要他摊牌。当然也有些有用的东西。他研究过“维诺纳”，并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时间的知识，补充了几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的档案，查看入学者的各种材料，看看有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们甚至还搞了一次声音测试，参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兴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从他们所用的习惯用语中发现他们有没有克格勃指挥官的俄语词汇。这个办法虽然很高明，但从未收益。最后，我们决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关闭这所学校。

然而，在关键的领域里----他能否在渗透问题上弄点眉目出来----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他对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补充了一些细节。他的确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论。他花了若干个星期研究“维诺纳”通讯，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识别出未知的匿名者。有两个人特别使他感兴趣----戴维和罗莎----根据已破译的电文，这两个人显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兄长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参与“维诺纳”通讯工作的军情五处的官员的档案都给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们的间谍在这里。我的方法论发现了他们。”他阴沉地说，像法师一样用手指指着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两份档案。我对这两份太熟悉了，是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的。

“别荒唐到了极点，阿纳托尔，”我说，“维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么扯到这种结论上去的？”

“他们是犹太人。戴维和罗莎是犹太名字……”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