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正当松山被彻底收复，而龙陵之战陷入焦灼的时候。史迪威意气风发的再次来到了中国，就他自己新职务的问题开始和蒋介石商讨。

当然，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史迪威知道美援物资是自己唯一能够讨价还价的本钱，因此，在这上面坚持不相让，他同意交出自己的分配权，但是坚持应该由一个美军和中国方面代表组成的共同委员会来分配使用。

对共产党军队，史迪威早就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和派驻延安的观察团了解了情况，并且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认为这是中国一只斗志昂扬的生力军，应该得到援助，才能给日军更大的杀伤，这点符合中国和盟国在击败日本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豫湘桂战役的国军在疯狂溃败之时，背后的八路军也立即出动，四处偷袭因为调兵后空虚的日军后方，导致日军不得不抽调很多已经参战的部队回防。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缺乏重装备，缺乏攻坚力量和支援火力，才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国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先后丢掉了40个师的装备，包括大量美械装备，如果这些装备送给共产党部队的话，那么日军别说大陆交通线了，自身在中国的控制区都有被拦腰斩断的可能。

正当史迪威在职务交接，权限等问题上研究之时。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却突然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官邸，连同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少将。接着，他开门见山的命令驻印军立即向八莫发动进攻。以支援龙陵的作战。

对此，史迪威直接拒绝了他——驻印军连续作战死伤惨重，现在正在加紧修整，侦察敌情，预计10月就可以发动反击。现在龙陵一线的情况并不过于紧急，没必要这么提前反击。

面对此景，蒋介石则直接威胁要停止滇西反攻，把远征军撤回来用于抵挡桂林进犯的日军，希望以此来获得谈判的主动权。

不料史迪威根本不吃他那套，直言不讳的问道——如果缺乏兵力的话，国军在陕北的胡宗南部40个师，兵器齐备，一直在陕北无所事事，为什么不调陕北的部队过来增援？

蒋介石再次勃然大怒，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起了共产党的“危害”。仿佛胡宗南的部队一走，在陕北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共产党军队不顾抗日大计，一路杀入重庆推翻国民政府。

只是史迪威早就看过自己人从延安发来的情报，不但破除了共产党所谓“游而不击”的传闻，而且类似什么“种鸦片”之类的诽谤也早已经被打破。甚至有美国记者揪住随行的国民党官员，要他们在“沿途并未发现任何鸦片种植”的声明上签字。所以他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都十分友好，认为这是一只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利的生力军。而且他们主力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在延安根本没多少兵力。

双方再次不欢而散，蒋介石则向卫立煌发出了“攻击立止”的命令。

只是他以为自己将了史迪威一军，没想到当史迪威将蒋介石的威胁停止滇西反攻的报告发给罗斯福的时候，罗斯福震怒了。

他毫不客气的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表示如果蒋介石停止对中印交通线打通的作战，将永远失去这个打通交通线的机会。那样带来的一切后果蒋介石必须自己接受，并承担个人责任，美军将没有义务再次使用驼峰航线冒着危险来运输物资。同时面对华南灾难性的战果，必须立即让史迪威临危上任，统筹指挥中国军队，才能缓解华南地区的危机情况。

受到罗斯福如此强硬的态度，蒋介石再次怂了，他一面在日记中写下：“此为余生平之最大耻辱也！”一面在卫立煌还来不及向他提出质疑的时候收回了成命，让远征军按照原计划对龙陵发动进攻。

史迪威再次取得了胜利，他迫不及待的带着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向蒋介石递交了自己作为“中国军队总指挥”的第一份作战计划书，包括任命白崇禧为贵州前敌司令指挥整个桂林的战役（现任指挥官张发奎对于保护桂系的地盘一点都不上心），立即从西北胡宗南部调动6个师南下增援，枪决在桂林地区临阵脱逃的93师师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