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醉赠的诗句看来，他们未见之前，白居易对刘禹锡情况想必是非常熟悉的，其次从白居易的五言绝句《问刘十九》看，刘十九即刘禹锡的堂哥刘禹铜，表明白居易与刘禹锡家族素有往来，对于刘禹锡的才华以及他们参与的革新运动，必定是了然于胸的。年过半百初次见面并成为至交的刘禹锡和白居易，自是彼此家族因素的影响，他们138首赠酬诗中，初次见面后的赠酬诗最值得赏析，其余的136首诗中，再无与之相媲美，足以表明，扬州的初次会面是何等的重要。他们初见的年纪对很多古人来说，已经是垂暮之年，黄昏恋都是老年男人对年轻女性，而两个“老年”男人竟然可以上演一场“黄昏恋”。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是人际交往中极为关键的要素，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做首因效应，也即指第一印象对今后交往关系的影响，因此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倘若需要面见一位新人，需要着重注意首次见面的形象，因为初见是奠定彼此关系的基础，犹如白居易与刘禹锡一样。

不管是初次见面的刘禹锡，还是垂垂老矣的刘禹锡，在收到白居易的赠诗后，都是保持一贯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是后人高度称赞刘禹锡的地方，故将他称为诗豪也是实至名归。在遗留经典诗篇的唐代诗人当中，积极乐观排行第一的非刘禹锡莫属，消极悲观的诗人比比皆是，这也是刘禹锡值得后人欣赏之处，身而为人的刘禹锡，想必也有一些悲观的时刻，但他几乎不流露悲观情绪，总是能创作出积极乐观的篇章，也是他能承受二十三年弃置身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最终还朝任职，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从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赠酬诗篇来看，他们的深厚友谊固然离不开他们同朝为官的基础条件，但是能够成为生命至交，则是来源于他们彼此欣赏和认可，早在他们认识之前，白居易就曾表达过对刘禹锡称赞的诗句，而且还不顾及刘禹锡贬谪的身份，可见在白居易心中早就认可了刘禹锡，后来他们扬州初次相逢，便饮酒畅谈，所以才有了白居易的醉赠诗篇，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们经常赠酬诗篇。

深厚的友谊来源自彼此强大的共性和吸引，倘若不是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和欣赏，白居易难以创作出如此感同身受的赠诗，刘禹锡也不可能写出这么豁达的酬答诗，若非推心置腹的情感倾诉，后世哪能见识到这么精彩绝伦的赠酬唱和诗篇。白居易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元稹，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向元稹（家族排行第九，故称元九）吐露了自己心声，从文章可以看出，白居易俨然把元稹当作刎颈之交来对待的，从白居易在元稹逝世后作诗《梦微之》可见一斑，诗中言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更是感人肺腑，元稹也是幸福的，殊不知去世后还有人这么深情的挂念他，这首诗可能是白居易回味他们的书信及互赠诗词时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有感而发。刘禹锡也与元稹交好，用现代化的语术，他们便是唐代诗坛里的铁三角，历史名气上，元稹虽不如白居易和刘禹锡，可促成刘禹锡和白居易成为好朋友，元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之更为核心的是，他们三人之间必然有强大的共性和彼此欣赏之处，才可以成为唐代诗坛里的佳话，再者，元稹的才华也不一定输给刘白，大诗人杜甫的名气飙升也与元稹有莫大的关系，元稹攥写《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一文发表后，才使得杜甫飙升至诗圣的历史地位。

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的友情，历来是佳话，其中白居易与元稹的风流韵事也是诸多人欣羡不已的，论豁达的精神境界，还是学习刘禹锡为妙，刘禹锡是史上少有的豁达精神的文学家。怀才不遇的人随处可见，自命不凡的人比比皆是，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才情满满的人，更不缺风流浪荡之人，同样也不会缺小人得志的情形，社会现实就是能让你发挥才华的平台抑或稍纵即逝的机会，往往遥不可及，命运注定你不能出人头地，你也无可奈何，但在无可奈何之时，保持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豁达精神，实属难得，更是适合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再者，虽然年轻人无法体验老年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心态，但是多看老年人精神面貌，尤其是养老院的人，就深刻明白到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宏阔胸襟，是多么值得人们欣赏，没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激情，难以道出刘禹锡这样的语句，毕竟几乎所有人多是呈现李商隐式叹息心态，而刘禹锡是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