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阳王李文忠不仅是大明开国第三功臣，更是在洪武十三年得以参议军政（掌大都督府），但岐阳王对儒家的兴趣也不逊色军政多少。

老曹国公或许是因为军功达到了巅峰，就想在自己同样也感兴趣的儒学上，获得同等成就。

所以老国公不仅在自己的晚年，将不少精力放在儒家治学之上。他更是在洪武六年，为儿子请了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吕本为师。

吕本不仅是仅次于礼部尚书的掌管全国礼乐（祭祀、声乐）长官，还是宋末名将吕文焕的后人。

因此，吕家在宋已是江南鼎鼎有名的世家。

吕文焕归降前朝后，被前朝世祖封为江淮行省右丞（江浙行省二把手）到其后代吕本归降国朝而官拜中书掾史（直隶行省二把手）这百年里，吕家可谓是仅次于在宋朝才被封为“衍圣公”孔家之后的百年世家。

吕本对儒学的见解确实了得。在他一年的太常寺卿任职内，不但给他的得意弟子李景隆启了蒙，还让李景隆感受到了儒学的高深莫测，继而更加用心地拜读儒家各经。

若不是在洪武七年，吕本在他本职工作祭祀这块，因功臣庙损坏而没能及时修理而被贬至北平担任正四品的按察司佥事，李景隆应该在儒学上会有更有成就。

也不知吕本在北平干了什么，他很快就被召回且荣升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吕本在北平找到不少燕王与燕王岳父魏国公徐达的短处，将其献给太子后，太子不仅纳其女为侧妃，更是调动各种资源将吕本运作到礼部尚书。

当然吕本的同僚及其门生，则是大义凛然地称吕大人是因为在北平正了人心，才被皇上擢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但对当时的李景隆来说，吕本的回京之日只是他在儒学中继续耕耘的标志。

好景不长，吕本不知在礼部尚书的任上犯了什么事，旋即又被贬为从三品的两浙都转运盐使。不过不少人在听到转运盐使是个肥差后，反而觉得吕本因祸得福。

在吕本这种断断续续的授业中，李景隆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加，而且他本身的圈子就属于消息灵通的那种。有了自己见解的李景隆得知吕本参与太子与燕王之间的纷争，在父亲的暗示下，李景隆并巧妙地与吕本保持了距离。

父亲虽然是大明第三开国功臣，但以太子为首、太子妻舅凉国公蓝玉、太子大舅子，开平王常遇春长子郑国公常茂为副的第二功臣集团，与以燕王、魏国公徐达为首的第一功臣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父亲选择了静观其变。

按实力来说，第一功臣集团自然比第二功臣集团要大很多，而且大将军徐达在世。但太子毕竟是大明皇储。

所以老父亲选择谁也不帮，让李景隆认为父亲此举极为高明。

毕竟父亲只是皇上的外甥，并非哪位皇子的岳父。无论太子与燕王谁笑到最后，李家都不会是最得益的家族。所以李家没有任何理由，去趟徐家与常家这浑水。

反而静观其变，无论徐家与常家最后谁胜谁负，却都能让自家毫无风险地更进一步。

大将军徐达在世的时候，太子一党几乎是被压着打。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的相继爆发，依李家的消息渠道，李景隆知道这是大明最大的两股势力缠斗的结果。

太子党几乎被燕王党打得奄奄一息，成了朝中的共识。大臣们都知道太子与布政司那套行政官僚系统关系匪浅，而这三大案打得就是行政官僚系统。

就在老父亲准备接受大将军徐达抛来的橄榄枝时，大将军兼右丞徐达却薨了。

徐达的辞世，虽不代表第一功臣集团就此瓦解。燕王已凭着卓越的军功，已得到了第一功臣集团那些掌兵老丘八的认可。

但徐达可不仅是第一功臣集团的为首之人，大明那些小山头也对大将军惟命是从。

所以徐达的辞世，让凉国公蓝玉凭着之后的战功，收编了不少大明军中左右摇摆的小山头。

这就让太子一党不但借此恢复了元气，也从此开始压着燕王打了。甚至弄得向来飞扬跋扈的燕王来京时，不得不以装病来躲避太子党的攻击。

燕王的装病，让之前似乎不知道他两个儿子在明争暗斗的皇上现了身，且喊了叫停。

皇上令燕王即刻返回北平后，又令平甘肃、定四川、取贵州、下云南的颖国公傅有德去辅佐燕王。

所有人都知道违抗皇上的代价是自己肉体上的死亡，全族男丁斩立决，女眷全部充到教司坊（官方青楼）。

所以太子与燕王的纷争，就被皇上强势的介入而暂时告了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