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4岁末年初，在中日两国关系渐趋“冰点”的时候，关于“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的呼声在中国及海外媒体上又重新燃起。香港《凤凰周刊》今年第一期上，该刊主编邓康延在“卷首语”中写道：“菊与剑的日本民族，一直漠视邻里被刺的伤口，却又善于经营自己的庭园，半世纪后已渐从国际被告席迁至主席台。中国人需要反思，何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来与‘和魂洋才’路径相似，却一个屡屡受挫，一个左右逢源？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求得此一时空下的理智筹码，才可求得国家利益的最优化。”这一呼吁与同期频频出现在北京主流媒体上“中日友好符合长远国家利益”、“中日应增进互信，开创中日友好新局面”的观点形成“南北呼应”，尽管声势微弱，但被有识之士看作是“（中日关系）困难时期的清醒之声”。

2004年1月1日，一条神秘的信息被输入了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阿尔忒弥斯计划第五阶段启动”。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马立诚2004年4月3日接受了日本《每日新闻》的独家采访。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分子”与义和团无异：名为“爱国”，实为“害国”；同时也婉转的批评了中国政府遏制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不利。马立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还处在萌芽阶段，但却是非常危险的。纳粹主义则正是这种思想的狂热体现！如果任由这种思潮泛滥下去，将会给中国乃至亚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马立诚一再鼓吹他的“对日新思维”，但他自己也领教了一回日本人的厉害——2004年，马立诚出版了对日中关系看法的新作《超越道歉》。但是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却将它改名为《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出版。这种不负责或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使马立诚先生又遭受到一场中国网民的“卖国贼”、“枪毙”等谩骂和人身攻击。马立诚也极其不满地讲：“超越道歉和不必道歉完全是两码事。打个比方，我写的是妈妈，你翻译成母亲当然没有错。但是你翻译成祖母，我就不能接受了。”马立诚已经向日本有关方面进行严厉的交涉。

之后马立诚又出版了名为《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的新专著。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针对汪精卫的所谓“冤案”！马立诚认为：首先，汪精卫是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次，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再次，汪精卫确实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责为“汉奸”的危险，与日本进行和谈的。这其实是“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最后，马立诚得出了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的“高论”，“虽曲身降魏而心存汉室中兴”的“爱国者”！

“我本无爱于日人，而日人援我以手；我更无罪于英美，而英美以我为仇，因是联日而反英美。和战之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无非雪列强百年辱我之仇耳！”——汪兆铭（精卫）

升值压力

2004年1月1日，一条神秘的信息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阿尔忒弥斯计划第五阶段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