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友谦看着面前一脸急色的众多运营人员，浑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看看你们这个样子，太没城府了。”他笑眯眯的喝了一口茶水，“医生在临床上遇到诊断不明的患者，也要用些手段排除一下才行。你们这就像是要求医生第一个念头就得正中靶心，找到疾病问题一样。别说他孙立恩了，你找哪个医生来都做不到。老东西这才修正了一年不到，正确率不是已经快赶上他了？”

“孙医生的误诊率太低了，要不是每个诊断都有视频作证，我肯定要怀疑他是做了弊的。”带头的实验员员擦了一把脸上的汗，“他的平均误诊率还不到18%，急诊相关的诊断误诊率才10%左右。老东西现在的平均误诊率在25%。要不是孙医生妇科和产科误诊率比较高，那可真就成了妖怪了。”

“老东西的设计方向就是‘医生临床诊断的参考’，它一开始的设计就不是为了代替医生。”吴友谦看着面前神色不一的研究员们，笑眯眯的解释道，“我能理解你们这个想要把自己的成果完善到尽善尽美地步的想法，但是搞科研也要尊重客观事实——无论你们怎么努力，治疗和诊断这始终是医生的专业工作。想要替代他们是不可能的，能够把一个它做成一个好用的，可以依赖的工具，这就是你们现阶段的工作。”

误诊率这个话题虽然很多从业人员都不愿提起，但必须承认的是，国内外的医疗活动中，误诊现象普遍存在。抛去需要被转交司法部门处理的故意误诊不谈，医生们平均的误诊率大约在30%左右。这些误诊可能是由于疾病的不同表现特征，不典型表现，或者医生们经验不足，甚至患者隐瞒病史，导致诊断依据信息出错等等。

而在中国，导致医生们误诊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工作压力和疲劳所占比例也非常巨大。孙立恩能够达到18%的平均误诊率，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本身能力多么出众，而是因为每日处理的病例有限，而且在不直接接触患者的前提下，他能够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在每一个个案中。并且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对每一个病例进行任何他想做的检查，完全不用考虑患者家属是否能够承担的起检查费用，或者他们愿不愿意配合。

孙立恩的情况属于特例，毫不夸张的说，在实验楼的“第九诊室”中，孙立恩绝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里过的最滋润的医生。而现实情况却和这种理想状况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