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像晋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一样，科举制虽然让平民有了当官的机会，但彼此之间如何向上攀升，这终究还是会形成门阀一类的制度是难免避免的，因为科举制度只解决了平民可以进入官员的通道，但如何让官员继续往上爬却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当初王安石面对这看上去富庶的宋朝时，才会提出吏治败坏的根本在于考察制度的失败，所以王安石上台之后，便重新拟定了新的考核制度，以让官员可以按照自己定下的标准来工作，完成的好的将会得以晋升，完成的不好，则予以惩处，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的制度太过于严格，自然也就让许多官员是阳奉阴违，最后是忍无可忍，许多人便加入了旧党，攻歼王安石的新党，而王安石的改革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迫终止了。

但王安石在看待问题上确实十分辛辣，此时的朝廷制度十分糜烂，虽然在徐清宣布公务员制度的时候，趁机也改变了官员的考核制度，以此来规范官员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太过于嚣张，但这种规定的约束力并不大，因为官官相护，彼此之间往往都是学生，同窗的关系，再加上乡党，这些官员彼此之间往往会组成一张大网，如何让他们各行其是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即便是徐清，也不愿意彻底得罪这帮士大夫，便只好放宽考核，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大夫家庭的孩子升官速度很快，即便他们没有什么功绩也可以向上攀升，而那些来自庶民家族的官员，则升职非常的慢，往往要蛰伏几代或许才能有机会来到中枢，担任京官，这就是如今宋朝的官场制度，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在官场考核上，很大程度这一项是失能的，基本上考核的官员由朝廷委派，而为了维持士大夫对于自己的支持，在十个吏部巡视官中，九个基本都来自于名门望族，要么是宰相家的人，要么就是在朝廷有着诸多学生的家族，而仅有一个是平民出身，如此来排列，自然名门望族的人更加容易升等，而普通人往往会蹉跎很长的时间，这也让民间百姓对此感到不满。

也因此，民意就变成了许多底层官员升迁的捷径，许多人为了更快的升官，会利用民意，让自己在民间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如此一来，等到中正官来了之后，见到当地对这位地方官员多有吹捧，自然也就不好意思给一个差的名次，而根据宋朝的官员升等制度，如果三次评议为中等者，则可以升一阶，如此一来，即便是平民官员，只要他能当官，那么有生之年，当一个市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