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这种略飘的心理，在内阁主持的九卿议政中，才沉了下来。这里的人对待她的态度与过去别无二致，甚至有的人还更强硬了一些。

户部尚书王琼就当面指出她的想法不行：“田赋是国之根本，要是将田赋让地方自用，恐怕会动摇国本。而你提出对那些要修建抗灾工程的地方拨款，这又是一大笔开销。这进的不足，支出得更多。即便军费开支大减，太仓松快了一些，也支撑不起这么花法。”

就连吏部尚书梁储也点头称是：“更何况还有官员年终的表彰，总不能表彰也发胡椒苏木吧。”

月池沉吟片刻，她终于还说了出来：“在连年的天灾之下，单单依靠田赋来作为朝廷的税基，的确是独木难支。我们为何不好好在商税上理一理呢？”

内阁次辅刘健皱眉道：“你想加征商税？”

月池道：“并非只是单纯的加征。我听说徽州富商，争奇斗富，天下闻名，可徽州全府去年的商税还不超过三十两。而在那些小商小贩身上，因税勒索破家的局面，却十分普遍，据说货物运进店要交税，运出店也要交税，商人运船从南北上，经多少关卡，就要重复交多少次税。您不觉得，这里头大有不对劲的地方吗？【1】”

谢迁问道：“你是想打击富商巨贾。”

月池斟酌着道：“下官斗胆，为何一定要打击呢？时至今日，商贩兴旺，早成常态，难道还能夺了他们的生计，叫他们全部回家去耕种吗？农户所供，由商户来出售，农户所需，由商人来转运。农商互利，资农厚商，方为长久之道。”

开国时，太/祖爷就讲过要减轻商人的负担，不可如汉时一般鄙薄过度。可这毕竟是稍微对商人好一点，将其视为四民之一，不至于将其压榨得活不下去而已，可李越却是要提出，要将商人抬到和农民一样的位置，这在这时看来，可谓是惊世骇俗，因而也受到了大家的反对。

态度激烈者，历数重商的危害：“民间本就流传‘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如再抬高商人的位置，还有何人去耕织？届时，如再逢水旱之灾，百姓危矣。”

更有人说明商人成势的威胁：“汉时桑弘羊有言‘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吴楚七国之乱，离不开这些人在背后势力。你也算是博古通今，应该知晓这个道理才是。”

态度温和者，则是先表示理解：“太仓空虚，您也是病急乱投医了。依我看，可以再调整商法，将富商巨贾套入笼中，不可任他们荒淫越制，伤化败俗。而对小商小贩，还是可优待一二。”

月池辩道：“可如今钱神当道，已成江河之势，不可逆流，我们当顺势施政，而非逆势而为，这是做不成的！”

她的这种想法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有人甚至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难道因为做不到，就要眼看江河日下，甚至放任自流吗？”

这又扯到了道德伦理的上面。这就更是说不通了。最后，还是杨廷和出面协调各方：“商税之事，需从长计议。而惠农之策，亦要徐徐图之。”

交到朱厚照案边的方案于是变成了这样，他们拟定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免去当地的田赋，中央给予支持，加强公共设施和备荒储备。至于其他地区，还是由治农官到了当地，自行再想办法，反正到了年末该交的田赋，是一点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