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何实现兼爱却还需要补充，毕竟说和做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墨者们觉得应该‘尚同’，就是要听领导的命令，而领导要听领导的领导命令……最终就是大家一起听国君的命令，而国君要听老天的命令。老天是兼爱的，所以国君也要兼爱，国君的大夫也要兼爱，推及到每一个人都得兼爱。

因为要听上级的命令，而上级是兼爱的，所以兼爱就落实到了每一个人。

芸姚听完‘尚同’，心想墨家对国君的要求比儒家还高。因为儒家只是要求国君仁爱，仁爱是发自内心的，实践仁爱是放松还是严格可以浮动。而墨家对国君的要求是兼爱，并且通过老天爷约束，老天爷摸不着看不到，国君得有一定的智慧才能接受兼爱。

当然在芸姚看来两者都不太行，但儒家的内圣多多少少还能从人性出发点来做具体要求。而通过老天爷约束国君就显得很不切实际了，墨家是泥腿子缺少执政经验，太想当然了。

这也体现了儒家和墨家起点的不同，儒家呼唤的是贵族精神，这种东西在西周初期确实存在过，所以儒者可以和国君产生共鸣去追求相同的道德标杆。但墨家都是泥腿子出生，和国君哪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们很清楚国君根本不会听工匠的要求，所以无奈地希望老天来约束国君。

兼爱思想很好，但落实起来很难。

儒家后来升级成为了‘内圣外王’，弥补了只靠道德难以约束个体的缺点。内修道德外辅王道，内外兼修才能延续千年。

墨家在技术能力上领先，然而‘尚同’这种制度也只能在墨家内部实现了，不可能推广到天下。

随着人数增加，墨家弟子都是墨者，必须要遵守墨家的规矩，必须听领导的命令。

对于墨者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作为工匠，听包工头的指挥才能完成庞大的工作。比如修建房屋，每个工匠都只能完成一件工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筹者。统筹者能力强大，建筑房屋就能井井有条，工匠们只要安心完成手头的工作就行了。要是统筹者能力不行，工匠们也会很累，做出的零件也就不能契合了，那工匠的努力就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