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好消息在一九四二年年初不断出现，总的意思无非是在向人们表明：虽然德、日法西斯仍在凶猛地向苏联、向太平洋地区进攻，但这是最后的疯狂，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胜利已经指日可待。

而在这些乐观宣传的掩盖中，孟有田却获悉了一个别人并不在意，他却感到担忧的信息：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即便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大家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赶回去。别说新换了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呢？

无知者无畏，等到在血火之中认识到这个恶魔的厉害，付出的代价必将是惨重的。

铁壁合围，在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时，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这样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可以定义为使用大部队采取严密交互包围，形成包围圈后再不断向中心压缩，将包围圈内的部队压缩至狭小地域后歼灭。

而这种战法的危害在于，敌人包围圈一旦合成，包围圈内的部队要么强行突围，要么与敌决战，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在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情况下将无法施展。

孟有田觉得很有幸，没有生活在平原地区，背靠大山的好处便在于有可退之地。如果换做是他，在机动力、战斗力皆不及敌人的状况下，破解铁壁合围也全无把握。

当然，纸上谈兵的策划还是有那么几点的，比如说：对付铁壁合围首先要有准确的情报及时发现敌军的企图；其次，一旦发现敌军合围企图，要迅速找到敌军结合部，在合围未成之前寻机突围；最后，在敌军合围扫荡根据地时，外围部队和已突围部队应趁敌后放空虚在外线积极出击，打击敌军后方供应线后防守薄弱的据点，攻其所必救迫使敌军会师救援。

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

而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但这套规律却是建立在能够掌附近敌人动向的基础上的。

在以往的扫荡中，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主力部队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而鬼子每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象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象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俺们好干活呀！”。

掌握了规律是件好事，但过于信赖这样的规律又往往会麻痹大意，在突然变化的新的规律面前吃大亏。冈村宁次正是利用了这点，采取远距离调兵，异地用兵的办法，避开了八路军的耳目，达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残酷，血腥，失利，在孟有田看来是必然的结果，即便是他，也没有办法预知敌人的动向。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已经比历史晚了半年，历史上的“四二九”、“五一大扫荡”等等，也不会再按时按地按名地进行，历史已经脱离孟有田的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