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会长李衡天是带着敌工组长的最新指示，匆匆又赶回辅仁大学的。

刚才，就在前门外的排子胡同的一栋房子里，李衡天向陆传家做了紧急汇报。

敌工组长显然被这个突发事件弄得有些无所适从——他的第一反应是，苏爱玲的离奇失踪未必就一定被日伪军警所逮捕，不排除系遭到了坏人歹徒的袭击所致。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市警察局郊区分局的警察在接到燕京大学校方的报案后，已经出警立案搜寻苏爱玲的下落。

“北平城里的日伪军警都是互通消息的，假如他们此前逮捕了这个女大学生，即便不公开通知校方，也断无再接受燕京大学报案并立案的道理。”陆传家对救国会会长如是分析着。

李衡天其实也考虑过这一点，但直觉却从一开始就告诉他，苏爱玲的失踪可能与敌人的行动有关。在这之前，日本宪兵队刚刚突袭了辅仁大学的印刷社，表明日伪军警对辅大、燕大以及中大等北平高校的监视始终是绷紧的，随时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当他将自己的这份直觉说与敌工组长听，后者却颇不以为然。

“你说的这个苏爱玲，差不多失踪了两天两夜了，”陆传家耐着性子对李衡天继续分析着：“如果是敌人有目的地实施了抓捕，那么为了让她招供，恐怕早动了残酷的刑罚——你觉得一个没受过特殊训练的女学生，能扛得住吗？”

一直在一旁静听的赵冬年，至此也赞同地插话进来：“是啊，衡天，假如苏同学挺不住酷刑说出了救国会的秘密，只怕无论是燕大还是你们辅仁，救国会此刻已经遭了敌人的毒手了。”

李衡天无奈而又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他固然承认领导和战友讲得都有道理，却就是无法打消自己的直觉。

“所以说，你要先沉住气，方寸莫乱，暗中做好两手准备即可；”敌工组长手头还有许多紧要事情，不想再与这位有些神经质的国文学系副教授做过多纠结，于是摆出了总结的姿态，同时话锋一转：“眼下对你而言比较紧急的，仍是救国会会员孙嘉梁的转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