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法之初，张居正就指出，一条鞭法的顺利推行取决于清丈土地和重新编户的成果。

万历六年开始的全国清丈和编户，在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以严刑峻法为约束，终于在万历七年年底全面完成。

本次清丈和编户，共在全国清出新增土地九百万顷，是原时空清丈成果的三倍；全国人口统计数最终落在一亿六千九百万，比原时空多出近一半。

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其实与朱翊钧掌权后几年来有意识的消除相关阻力分不开。

对于清丈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朱翊钧并未像原时空的万历那般，让张居正抱着“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来与天下为敌。

在对全国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政治势力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朱翊钧几年来先是在江南打击士族，以“松江奴变”为引子，对过度占有土地和隐瞒户口的士族进行了严厉打击。

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南缙绅，被皇帝一连串的手段打的晕头转向，而且报纸的兴起，更是剥夺了缙绅在士林清流中的话语权，让他们的抵抗完全没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张文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给朱翊钧强力清理、压制缙绅以正当性和口实。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缙绅，对于朝廷清丈的诏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张居正的预料。

而对于勋贵占地和隐瞒户口，朱翊钧则采取了赎买的办法。盐场拍卖，以土地换积分的政策，将勋贵的土地收割大半。随后，朱翊钧放风勋贵，让其中大地主将注意力放到海贸上，以英国公为代表的勋贵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