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魁忙回道：“天津早就不征徭役。凡有营造，皆由官府招标，自有包工头来投标。此辈多为乡里素有名望者，乡人农闲时进城务工，由包工头拿银钱雇佣。”

顿一顿道：“官府只管验收营造工程，至于标银够不够给付工银，是包工头的事，此诚为官民两便之法。”

朱翊钧听到“包工头”这三个熟悉的字眼，眼前仿佛闪过了“黑恶势力”、“暴发户”、“拖欠民工工资”、“豆腐渣工程”等一片关键词，但只是笑笑没说话。

毕竟，包工头和进城务工人员的产生，说明农民开始从土地上挣脱了基本的束缚，对于如今的历史进程来说，其进步意义远大于负面效果。

因仍有些担心，朱翊钧接着问道：“杂派情况如何？”

杨一魁回奏道：“臣到任后一年，已经落实了府县两级议政会之诏令。按‘乡贤共治’的原则，天津各府县俱设立了议政会，议员由乡贤担任。县中税官，无议员签押不得派票。杂派之弊，用此法一概埽除了。”

“变法大诏只说府县可用乡贤组成议政会，以裨益乡治——天津的乡贤如何选出？”

议政会之诏令，乃变法大诏“申民权”一章，只有短短一句话，此后朝廷也没出具体的管理办法。朱翊钧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领，既要思索洪业传至万世之法，又要控制民权的伸张和变异，因此只是埋了个由头在那里。

从万历五年八月大诏颁发，到如今万历十六年，十年间各府县组成的议政会五花八门。有的如同天津这般，控制了县官杂派权；有的则只算是个名誉称号；有的由地方文坛纠集功名士子组成；有的则当做荣誉给纳税大户或修桥补路的慈善之家。

皇帝问乡贤如何选出，杨一魁不知这一问中隐含着能够改天换地的道理，只平平常常的答道：“天津各县，各有议政会三十人。选拔议员乃县官之责也。新官到任，必访知乡贤耆老，施政才能有的放矢。若自家选的议员，专扯后腿也算县官无能。若议员一味迎合县官，却难免本乡之民詈骂，故不敢为乡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