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历里的父母双亲（7）

【蒋委员长和宋夫人与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七、母亲的童年

与父亲进城前的貌似过于简单的经历不同，我母亲的儿时和少女时代的经历充满了坎坷不平，悲欢离合，还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某些离奇剧情。这个1931年农历七月初三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县多宝湾（多宝湾的管辖权后来划归天门县）的女生在大约是1955年填写的履历表的《个人自传》《个人经历》中详细的记录了其中的不少细节。

母亲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七岁时，因抗日战争爆发，我家房子被火烧，生活无法，又要逃难，适逢有一儿童收集员（名字忘了）住在我家附近，经常用吃糖、住洋房子、穿各（种）衣服，又能读书的话便勾住了我们同街的十几个小孩想跟他去。后经过他分别和家长商量，当时我妈妈和父亲是坚决不让我们去，怕我们出去没人管，受苦，以后找不着我们了。但是经过儿童收集员的解说，我妈妈心想，把我们留在家里死活难保，整天逃难也是受罪，不如让她们去后方读书吧，便是儿童收集员给我妈妈一张收条，我便和二姐彭金香一道进了临时儿童收容所。”

单凭着一张收条，就把两个小小年纪的女童交给别人，现在想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事实就是如此。而对于我的二姨妈和我的母亲而言，这就是颠沛流离的开始，也是七岁的母亲独立生活的开始。

母亲接着说：“一九三九年我八岁时，便由临时儿童保育院转入四川省淞溉（？）战时儿童保育院直属第六保育院读书，院长叫齐笑威，该院是宋美龄所主办的妇女联合总会负责的，下设有四十多个保育院，每个院可容儿童一千左右，各院经费均是由海内外人士捐助之款，由妇女联合会（后改为儿童保育总会统一供给，我在儿童保育院第六保育院读书二年（即小学二下）。”

关于战时儿童保育院，笔者先前写过一篇《母亲与直七院》，其中有保育院的由来、发展和后来的《摇篮》刊物，也有关于我母亲在保育院里的一些比较详细的经历，在此就不再赘言。

母亲回忆说：“一九四一年，因各保育院经费来源困难，为了缩小开支，便合并儿童保育院。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南充直属第七保育院，校长是杜彦桐，继续读书四年（即小学毕业）。一九四五年我十四岁时，抗日战争胜利，我便考取国立四川荣昌第十五中学（后改名为荣昌师范）读书一年（即初中一下）。一九四六年我十五岁时，从四川回家，在武昌经过伪湖北省教育厅统一分配，我到了湖北省立宜都师范附中继续读书三年，（即初中读完后考入高师一年读完）。”

就这样，从潜江（天门）多宝湾出发的母亲，随着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一起在宜昌登船入川，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读了小学和初中一年级，光复以后到武昌，又被分配到当时设在宜昌的宜都师范，在长江的上游转了一大圈，终于在宜昌这座刚刚解放的小城完成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母亲对以后的个人情况写的很详细：“一九四九年八月（母亲后来改为七月二十四日），我十八岁时，考进宜昌市行政干部学校学习二月余，即毕业分配到宜昌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任文书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我十九岁时，被调到宜昌市公安局任收发二月，便调干部股任干事；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二十岁时，仍在宜昌市公安局干部股工作，而抽调民改后转入做‘五反’运动工作，在油叶分队任分队长；一九五二年八月，我二十一岁时至今天，一直在市公安局第二科任内勤科员。”

对于朱青而言，他很满意的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秘书作为助手，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他们从认识到恋爱、再到走入婚姻殿堂，开始了整整六十年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夫妻生活，真正实现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