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直七院（2）

二、多宝与宜昌

1938年4月，日军集中了30万军队与我130万国军进行了武汉会战，战*仅仅只持续了两天，精心布防、重兵把守的马当要塞就落入敌手。***在武汉大发雷霆，他深知，马当要塞实际是长江门户，由此往西，湖口、九江均无险可守，马当不守，等于长江门户大开，直接威胁武汉的安全。马当之战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因为贻误战机而被枪决，该师番号也被撤销。可是在日军组织严密、步骤清晰、作战坚决、一鼓作气的进攻面前，我国军却显得极为被动，不是孤军作战，就是隔岸观火；不是一触即溃，就是稍作抵抗就宣布撤退；不是调度不当就是没人搭理，于是，到了那一年的9月，母亲的家乡天门多宝就落入敌手。

到了1939年3月，结束了武汉会战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向重要交通沿线收缩兵力，国军便收复了已经被沦陷了半年之久的荆沙、枣阳、多宝等多处失地，准备发动冬季攻势。于是，保育院的老师赶到多宝来抢救难童。当时，那里已经集中了二十几个年龄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就有我二姨和我母亲。

有当年的保育生文宗伦回忆说："由于战事紧张，又处于最前线，鬼子兵随时都会卷土重来，因此，当天就……带着我们向后方转移，步行经沙洋八十余华里，有些人脚被打破，脚都走肿了，第三天早晨在后港乘船过长湖，到沙市已是灯火辉煌的夜晚，船靠便河码头，许多人拿着面包、烧饼等干粮在岸上迎接我们，接着乘轮船到宜昌中转站。"他回忆说："在宜昌经历了数次敌机的轰炸，危在旦夕，每次老师都带我们去'租界'躲避空袭。在这里住一星期左右便乘船西上至**万寿宫临时保育院，随即又转移至南岸觉灵寺临时保育院。（3）"

我曾经写过一部《宜昌印象》，其中的《宜昌大撤退》记载了宜昌沦陷前，日军从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对正在承担繁重抢运任务的宜昌城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轰炸。其中有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机轰炸宜昌，环城东路至新街，献福路至北正街一带的民房全被炸毁。3月8日、9日63架日机轰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4）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

这也就是说，母亲和二姨第一次到达宜昌，正是遇到了3月8日、9日的日军大轰炸，对于当时的情况，我方的《大公报》报道说："投弹多枚，我建筑物及平民死伤、被毁颇巨"；日方的《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像暴雨降落"。而对于一个当时仅仅只有八岁的女孩来说，那种狂轰滥炸、死伤惨重的情景一定会终身难忘。

这也就是说，母亲她们作为保育会收容的难童也成了堪比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其中的一员，而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历史，是被***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的卢作孚抗战中的杰出功绩。由于人多船少，聚集在宜昌的人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有幸先期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二姨和母亲应该就在那些难童之中，所以，这次大撤退应该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