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制订了许多酷刑苛法。著名的炮烙之刑就是其中之一。该刑是先用铜做成大圆柱子，上面涂油，用火烧热，然后让犯人在又热又烫的铜柱上爬行。再如醢刑，就是把人剁成肉酱。还有一种脯刑，将犯人割成一条一条晒成肉干。纣王的残暴，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纣王的叔父比干见他昏庸无度，国势危殆，冒死劝谏，劝他修善行仁，被纣王剖腹验心。许多大臣看见商己无可挽救，纷纷逃亡。纣王众叛亲离，成了独夫民贼，整个社会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前商王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朝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特别是文王姬昌即位后，“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暗中积蓄力量，积极准备推翻商朝。在政治经济上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饥而不征，泽粱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采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从而使局的势力迅速壮大。文王逝世后，他的儿子武王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方针。在作好一切准备后，向商发动了进攻。在牧野击败商军，商朝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举火自焚，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在商的废墟上，一个新兴的王朝周朝诞生了。

盈虚：乃第二节（盈虚，意为盛衰。本篇阐明了国家的治乱兴衰，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在于国君的贤明与否。如果国君贤明，自然“国安而民治”，否则就会“国危而民乱”，接着以前世贤君帝尧为例，进一步阐明要达到“国安而民治”的目的，作为国君必须做到生活俭朴、轻摇薄赋、奖励农桑、赏功罚罪、存养孤苦等等。）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

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奏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其意思为：

文王问太公说：“天下纷杂熙攘，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安定，有时混乱，其所以这样，是什么缘故？是由于君主贤明与不肖所致呢？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递嬗的结果呢？”

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

文王问道：“古时贤君的事迹，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回答说：“从前帝尧统治天下，上古的人都称道他为贤君。”

文王问道：“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太公回答说：“帝尧统治天下时，不用金银珠玉作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不珍视古玩宝器，不听淫佚的音乐，不粉饰宫庭墙垣，不雕饰甍桷椽楹，不修剪庭院中的茅草。以鹿裘御寒，用粗布蔽体，吃粗粮饭，喝野菜汤。不因征发劳役而耽误民众耕织。约束自己的欲望，抑制自己的贪念，用清静无为治理国家。官吏中忠正守法的就升迁其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其俸禄。民众中孝敬长者、慈爱晚辈的给予敬重，尽力农桑的予以慰勉。区别善恶良莠，表彰善良人家，提倡心志公平，端正品德节操，用法制禁止邪恶诈伪。对自己所厌恶的人，如果建立功勋同样给予奖赏；对自己所喜爱的人，如果犯有罪行也必定进行惩罚。赡养鳏寡孤独，赈济遭受天灾人祸之家。至于帝尧自己的生活，则是十分俭朴，征收赋税劳役微薄。因此，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之色，百姓拥戴他如同景仰日月，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

文王说：“伟大呀！帝尧这位贤君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