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这首诗是根据杨贵妃嗜荔枝的特质而创作，借以讽喻唐玄宗宠幸杨玉环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正常来讲，单纯的从千里之外传送荔枝到京城，上升至评价皇帝因此而劳民伤财实则有点幼稚。对于爱好荔枝的京城富裕家庭，要想吃的新鲜的荔枝并非难事，朝廷真正劳民伤财的是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和对外战争等，荔枝的上市也仅仅个把月时间，即使每天从岭南专递新鲜荔枝到京都长安，花销可能还达不到庙堂上臣子年俸水平，何以谈劳民伤财，更遑论杨贵妃祸国了。嗜好荔枝之辞，唐代史书上记载了杨贵妃，被杜牧演绎在唐诗中广为流传，在诗词中表明自己嗜好荔枝的，北宋词人苏轼算是较为出名的，他的荔枝诗作以《惠州一绝》或《食荔枝》呈现在今人眼前，是继杜牧之后描写荔枝的名篇，它出自苏轼被贬谪至惠州时所作的《食荔枝二首（并引）》。

《惠州一绝》

（宋）杜牧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苏轼这首诗看来，苏轼应该是很惬意岭南的生活，不辞长作岭南人，也即愿意永远待在岭南之意，换作今日，岭南的珠三角吸引了最多的外来人口，肯定很多人愿意长久待在岭南发展，而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如苏轼般的士大夫泰半不愿意沦落至岭南地区，毕竟宋代对岭南的看法，尚有浓厚的蛮荒之地概念。苏轼未被贬谪岭南之前，因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好友曾被贬至岭南，北还至京城汴梁后，苏轼询问朋友岭南的境况后作词《定风波》写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足见未曾来到岭南之地的苏轼，对岭南的认知颇为不善，而且在宋代时期，贬至岭南被视为很严厉的惩罚，时过境迁，今日若是官员调任岭南则是右迁。

这首绝句大意是，惠州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杨梅天天都有新鲜的，每天吃三百颗荔枝，甚是愿意一直做岭南人。作为贬谪之臣，苏轼作诗以及动向想必很快会传递到京城，可想而知，苏轼作此诗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在岭南安贫乐道，其次也是告诉远在京城的政敌，而这个政敌却是已经荣登首相宝座的昔日好友章惇，作完此诗的第二年，针对苏轼的新贬谪命令便下达，将苏轼贬谪至海南的儋州。因言获罪的经历让苏轼转变成苏东坡，也使他名留文学史册，颇具才华的苏轼验证了“古来才命不相当”的谚语，或许是腹有诗书之人，喜欢我行我素，容易轻浮祸从口出。这首诗犹如他要告诉朝廷的当权者，即使把苏轼贬至岭南蛮荒之地，依然可以保持乐观豁达，但是这个豁达也让他吃了更大的亏，京城的执政者听闻苏轼还不辞长作岭南人，于是将他贬的更远，远至海南岛。在宋代，被贬至岭南或海南岛，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贬谪，若不是时运尚可，苏轼真的会客死海南岛，在海南岛的第四年，宋徽宗赵佶依照兄终弟及而继承皇位，为了缓和新旧两党之争，将贬谪的士大夫纷纷调回或者准予北还，第二年北还路上苏轼便病逝，倘若宋徽宗晚个一年多继位，苏轼将会在贬谪地海南逝世。

描写荔枝本身的诗，多半会描写荔枝的自然特质，如白居易写“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和诗人戴叔伦写“红颗真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这些荔枝诗句时至今日几无知名度。不管是杜牧借荔枝来讽喻朝廷的掌舵人，抑或是苏轼借荔枝来刺激朝廷当权者，这两首诗都不是写荔枝本身的，反而传诵较广，因此一首诗是否值得传诵，和它蕴含的寓意息息相关。荔枝在国内的盛产地无疑是岭南，曾经见识过广州从化乡间路上的荔枝树，长满荔枝无人采摘，再者它的盛产地是四川，中唐诗人张籍在其《成都曲》中描写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足见唐代时四川便盛产荔枝。四川和岭南皆盛产荔枝，一般情况下，杜牧和苏轼诗中的荔枝都看作是岭南荔枝，不过有人认为杜牧诗中的荔枝产自四川而非岭南，合理的解释是从运输角度上，四川荔枝运往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确比岭南运过去更科学合理点，按理说唐玄宗也的确不需要舍近求远，更何况安史之乱时，他携带贵妃逃亡的方向便是四川。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写诗，而苏轼的文学成就则是写词，杜牧的青楼诗无与伦比，苏轼豪放的词独树一帜，两位都是文学界的名流，可能女性更喜欢苏轼，男性有可能倾向于欣赏杜牧，多对杜牧“青楼幸名”颇为欣羡，喜欢苏轼多为其人在逆境中还能保持豁达的情怀，这是世人普遍缺的情感。从诗词角度上看，两位都是很优秀的文学家，在教育孩子背诵他们的作品时，孩子不假思索的说喜欢杜牧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而背诵的苏轼十多首经典诗词，未有引起孩子共情倾向的诗句。的确如此，苏轼的诗词适合传达积极向上豁达豪放的情怀，但是难以激起读者内心的共情倾向，在这点杜牧略胜一筹，两人的“荔枝”诗，就思想层次来看，当属杜牧再赢得一筹，或许苏轼的成就在于词而非诗，论诗抑或本文中的荔枝诗，杜牧有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读后令人会有回味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