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税赋制度不能轻易改。

若是给苏州直接下调税赋，其他地方怎么办？

大家都这样，户部尚书恐怕都要摞挑子不干了。

退一万步，就算他奏请老朱，给苏州额外开恩，免一年的税赋。

那也只能解一时之忧。

何况在苏州税赋占比如此之大的基础上，给其免税，绝非易事。

但只要苏州的总税赋维持不变，在这个框架内灵活变通，他身为监国，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实际上，商品经济越发达，需要征收的田地赋税就越少。

清朝被洋人强行打开大门后，到了后期，虽然社会越来越靡烂不堪，但在没有加征田地税赋的情况下，朝廷的税收反而大幅度增加

光是海关一项，一年的进账就高达几千万两银子。

后世社会能全面取消农业税，也是因为国家的税赋，早就不依靠那个了。

苏州有雄厚的商业基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大力发展商业的条件。

在此之前，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苏州的商业发展。

即使如此，苏州还是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商业社会。

巨贾豪商的数量，哪怕是在朝廷一轮又一轮的打压下，仍然远胜其他地方。

如今的困局，只不过是暂时的。

随着开放海禁，放开经商资格，开发票统一税赋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苏州必将再度迎来商贸的繁荣。

但这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毕竟不是商人，而是读书人。

受儒家礼制熏陶，大部分读书人，素来看不起重利轻别离的商人。

朱允熞最担心的，就是地方官府以及乡绅，有意无意的对商业和商人进行打压。

在大明，这几乎是无处不在，又难以避免的。

故而，他才提出这样的办法。

如此一来，苏州的地方官府，苏州的读书人，为了让商人承担起全苏州的税赋，为了不再交田地税赋，必然大力鼓励商贸的发展，促进商业繁荣。

苏州的田税难题可解，商贸也会因此而腾飞。

又是一个两全齐美的策略。

刘翰墨拜谢道：“太孙殿下之恩，苏州百万百姓，必铭诸五内。还请太孙殿下放心，在刘某任内，定当竭尽全力，促进苏州商贸繁荣，以减轻田税重赋。”

如果是换了其他地方，以大明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想靠商税代替田税，无异于天荒夜谭。

但苏州不一样。

苏州本来就是江南商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