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媳涑晌泄牡诙鱿愀鄣南4姆蟹醒镅铩！?br/

当时海南有两个著名的“脑库”，一个是中改院，另一个是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简称“兴南公司”。尽管都是股份制企业，但和中改院不同的是，兴南公司并非理论研究机构，也不是纯粹的投资咨询公司，它是一间在民间有神奇传闻、背景神秘的投资公司，由一班年轻的既通晓国际惯例、又熟悉中国国情，有理想、有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组织群体掌控。后来成为海南航空公司总裁的陈峰，当时是兴南公司的副总裁。1992年4月8日，这两个“脑库”与另外5家企业及海南大学联手搞了一个“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研讨会”，有记者注意到，这个由企业发起的理论研讨会的与会代表中政府官员占了相当比例，包括当时的海南省省长刘剑锋、副省长毛志君。

有一个时间耐人寻味：中央政府为搁置三年的洋浦方案“解套”刚刚一个月，两天后这些官员都将参加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挂牌仪式。国务院批准成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时间是1992年3月9日；同年8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与政府论证后，终于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得到了它4年前就动议、甚至动土的洋浦港周边27。353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经开发后转让给国内外企业使用，使用期限为70年。外商通过长期租借土地成片开发经营的方式，在洋浦拉开了帷幕。海南的房地产业开始红红火火，全国的经济也开始升温。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1984年、1987年两次“经商潮”后，1992年中国又出现了第三次经商潮。首都北京，市工商局1992年5月发出《通知》规定，企事业单位，逐步向经济实体过渡的行政单位在职人员，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在业余时间从事便民服务项目的经营活动。《通知》发出3个月，全市已向从事第二职业者发放营业执照和市场经营许可证1100多个。据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至1992年6月底，全国公司已达到30。4万户，加上分支机构，全国公司不下81。96万户，是1987年第二次商潮时的2倍多。1992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上书市长，辞去了自己的旅游局长职务，打算和几位同事创办一个新型的集体所有制的饭店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原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邵长权，辞官经商，创办了鞍山金环有限公司。9月，吉林省辉县县长宫传仁助动辞官，到梅河口自由贸易区办起三家企业。以“刘三姐”山歌走红银幕的老艺术家、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黄婉秋，弃官经商，兴办一个集文化、旅游与经济为一体的“刘三姐实业公司”，自己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著名作家张贤亮，出任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创办了公司。研究明清文学的著名学者张培恒先生经营起印刷和房地产。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也兴办起“复兰德经济顾问行”。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国歌的父亲国东强也就是在那一年下海经商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当年他做出的得个艰难的决定深刻地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儿子国歌的命运。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国歌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也极大地增长了个人的见识。最终才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身边的变化感到经济改革在继续推进。但是还有一个很少有人了解，但却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变化被人们忽视了：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被搁置了。尽管在后来的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拟定《党内监督条例》，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做做停停，几次出现暂时搁置再做调查和总结的情况。这一拖就是十多年。至于《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那同样是后话了。

同时，毛泽东热也悄无声息地退潮了。1991年年12月26日推出《红太阳》磁带的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也开始倒霉了，先是1992年下半年被国内新闻媒体广泛报导《红太阳》音带严重侵权，双方你来我往持续了两个月的“笔战”。这件事情虽然当时不了了之了，但是几年之后的1996年，《红太阳》的词曲作者张士燮、徐叔华、傅晶、程恺等16人，再次依据1992年颁布的中国《著作权法》和1993年国家版权局作为进一步补充的41号文件要求上海中唱“追加稿酬”，……

还是北京街头那家小小的音像商店，原来播放的《红太阳》换成了崔健的《解决》：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可总是没什么机会，

是更大的问题我忽然碰见了你，

正看着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

明天的问题很多，……

又过了两年，崔健的新专辑《红旗下的蛋》在同一个音箱回响着：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