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下沙龙会议室里，几个人松散地围坐在沙发上，倾听一位中年学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中国今天的惨败，其实早在2005年已经初露端倪。那一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年的秋天，在对中央、国家机关8662个职位的竞争中，报考者达到了创纪录的百万之众。这个数据不仅创造了历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将近一倍。勿庸置疑，公务员以及公务员所代表的所谓‘体制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吸引人口流动的一块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颇有呈几何级数不断增强的趋势。有趣的是，仅仅在此十几年之前，中国人的‘移民’圣地却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场（体制外）。从当初千军万马“下海”到如今争先恐后‘上岸’的强烈对比中，人们可以得出多种结论。但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按照最一般的社会学定义，所谓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一种赌博，是人们应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经济学家那里，交易的达成完全是交易双方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但事实上，任何交易都离不开信任。如果人们不相信交易对手会遵守契约或者外部裁判的强制力足以使对手遵守契约，那么，再精确的理性计算都无从谈起。这就是说，信任作为理性计算的一个基础，是任何市场交易都须臾不能或缺的一个隐性前提。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

对于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个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显然，在摩根那里，信任虽然无法精确计算，但却极其昂贵。与摩根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对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断高涨。原因就在于，当代社会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特性。劳动分工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境中，人们就更需要借助某种简化过的理性计算或者说一种文化的直觉，也就是信任，才可能进入交易行动。在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对手的全部信息并控制他们的行为，所以从极端的意义上，如果不借助潜在的信任基础，那么任何交易都不可能发生。按照一种社会学的说法，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完成所谓‘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与这种面对面的初级合作形式相比，当代社会的合作与交易，呈现出的则是一幅惊人复杂的图景。想象一下，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复杂的现代医疗技术，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秘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迷宫般的官僚机构运作。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么，我们要想在分工越来细但相互依赖却越来越深的现代社会中行动，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信任。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更遑论进入复杂的、可能代价极高的交易游戏。无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正在大幅改写风险的传统特性。因为些许的信息不对称都可能导致交易的巨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思想对作为一个软变量（相对于诸如制度、经济地位等硬变量的不可测量的变量）的‘信任’如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皱了皱眉，礼貌而又坚定地打断了中年学者的长谈：“方博士，您能不能说的更简单通俗一些？”

上海著名的独立经济学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我马上就要谈到今天的主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范围虽然不断扩张，但作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信任却遭到了严重的败坏。就我们有限的阅读以及人生经历而言，这种败坏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无需举证，所有对中国市场历史有完整经历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感受。官员、医生、律师、法官、教师这些典型的助人型职业一直被认为是传播社会信任的最佳载体，但在今天，这些职业却几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职业’前茅，成为传播敌意和怀疑的工具。仅此一端，我们就能够对中国社会信任的败坏程度心知肚明。不过，信任的败坏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而是一种中国式市场化的结果。有必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社会信任的蓄意和系统的破坏。由于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严重削弱，官僚系统要想维护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谈判地位，就必须瓦解人民的团结，将他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离个体，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着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去争取个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是以牺牲他人或者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于是，人民之间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规模的繁殖出来，而官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缓解。没有什么比离间自己的人民更能够巩固一个弱势官僚体系的地位了。当所有人都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将信任被迫交还给官僚体系。一场对信任和美德的阴谋绑架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策略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样以惊人的程度破坏了中国的社会资本。1990年代对中国社会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一直有一种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国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什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没有成长出一家世界级企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间企业本身无法向社会输入信任资源并由此扩大交易规模，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在上面这个后果出现的同时，另外一个后果也出现了。由于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更像是一种依赖的信任。对于合法性逐渐流失的中国官僚系统来说，这种聚集无疑是一种合意的发展。因为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官僚系统最大限度的寻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后期的绝大部分市场化运动，实际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后面推动的。无论是全国性的证券市场，还是地方性房地产市场，抑或是对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同）的信用在背后支持的。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信任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市场范围在政府推动下不断扩大（它甚至毫不犹豫的延伸到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市场交易的不断内卷化——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交易效率急剧递减。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为一种潜在但却相当关键的交易成本隐藏在交易活动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为提高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天敌。所谓市场的内卷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当由于信任匮乏而导致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人们从交易行为获得的交易剩余（合作剩余）不断减少甚至为负的情形。从个体经验的角度讲，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仍然被迫进行交易，（当人们无法不选择交易形式的时候，交易并不总是意味着自愿）但对市场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愤怒却在加速增长。换言之，人们将开始逃避市场。在这里，信任的崩溃可能是市场内卷的一个有用的先行指标。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几乎任何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在我看来，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完全是在某些领域强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市场的内部却在加速溃烂。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然而，中国社会的这种情绪发展，丝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为不信任随时都可能转移到对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深刻怀疑，这当然包括官僚体系本身。所有变革时期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恶性循环，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幸免于失效，而市场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货币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货膨胀的货币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场是好的，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市场是不值得信任的。”

方健博士最后总结道：“当战争突然降临，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国家分崩离析，昔日貌似强大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早已因为失信于人民丧失了整合各种资源一致对外的能力。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如此；八年抗战时期，国势如此；今天，我们也临同样的局面。”

第二十一章玉碎？瓦全？（下）

“方博士，情况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政府在市场化方面尽管做得有些不尽人意，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让多数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一个红光满面，形体富态的老者反驳道。

方健博士听了心中苦笑，目前国家已经破败如此不堪，这些人却仍旧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中，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以一种常规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前些年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被描绘成为一个即将崛起，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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