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到这种文明史的变迁还是会感到一丝悲哀。”山本池一语气沉重的讲道，“你们要记住，学习历史不是用来夸耀祖宗的，不管祖宗曾经有多么辉煌的成就，作为后人如果败落了，就是可耻；如果超越了，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一份荣耀。”

“如果说‘科学’的引进，让东方文明完成了内核的脱胎换骨，那么经济的影响则让东方人不知不觉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习俗方面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日韩富裕，所以中国的青少年以日韩服饰为美。美国富强，所以好莱坞的大片可以横扫世界，英语也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今天，在中国作为母语的汉语地位远远不如英语，作为精英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国际交流中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上海的一个国际交流会议，会议的中方主办者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发言时必须讲英语，不得说本国母语，看到这样荒唐的规定我作为一个外人都感到寒心，而与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们竟欣然接受，没有人表示异议，本以知识承载者和传播者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中华文明焉有不衰败之理。”山本池一气愤道。

“任何一个民族意识的衰亡都是从语言开始的，作家都德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写过一篇流传广泛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感情。这篇小说的思想精神可以说影响了法国几代人，正是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所以法国人在面临美国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捍卫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纯正性和主导地位，这也许是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屈辱的经历的原因。”

“教授，为什么中国的精英们在事关本民族文化根本的问题上如此无知，无所作为呢？”少年不解的问到。

“这就要谈到政治因素了，这是也导致中华文明衰败的最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曾经有过一个智慧大迸发阶段。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数千年历史中，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思想家，原因何在呢？不过愚民二字。”山本池一慨叹道。

“中国的历朝历代君主，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对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一直实行愚民政策。什么是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是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中国的历史从民众教化的角度上来分析，实际就是一部愚民史。从中国通史看，愚民政策发端于秦始皇，在维护统治方面，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听从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始皇帝明白，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中国文化和动荡的年代有缘，春秋战国时期是最动乱的时期，但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的诸多学说，开创了中国未来诸多学派的先河，而秦始皇统一甫定，立刻视百家为异端邪说，要把藏在民间的书付之一炬。焚书坑儒只是让人无书可看，或索性不看书，所以那时的民众还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后统治者比，秦始皇在愚民方面还算幼稚宽容。

公元前二零六年，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夺得天下，建汉，号汉高帝。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载，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次之，儒学只能算末流之学。从黄老刑名之术，到《公羊》学的盛行，汉时政治进入成熟时期。从霸（刑名）王（儒）道，到纯儒学，愚民政策也羽翼渐丰。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统阶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得听皇帝一人的。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汉武帝推崇《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董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三纲），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强奸必有被奸。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的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据载，武帝后的百年间，因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没少耗费青春。

据称有个研究《书经》的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中的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其实这些秦大师，虽然通了经文，但却也只有当愚氓的份，不过，虽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发而立，有官可作。汉武帝的‘高明’在于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而是让大家‘有书读，读好书’。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全民疯狂学英语的情景，为了上学，为了毕业，为了获取高薪，为了考公务员，从儿童到青年，从科技人员到政府官员无不战战兢兢，埋头苦读，令人唏嘘。只是他们仍未明白，因为那点功名利禄的诱惑，将大好青春用来钻研一些一生中也用不了几次的学问，自己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在思想上与古代那些穷经皓首的腐儒们并无二致。”

“自先贤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在宋朝的理学上达到了登峰造极。如果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实际上就是让百姓们甘心为奴，甘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乾隆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中国人常骂八国联军烧了他们的圆明园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所以，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发现貌似强盛文明的中华大国，实则愚昧落后至极，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