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50％。

世界上最大的6个军事实体，其中两支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军事力量（美国与中国），都位于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除了战舰和潜艇，pa下辖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多于中央司令部，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还在中东，配合中央司令部的行动。

虽然目前的联邦战区司令不象过去那样掌握部队，但上述统计数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表明联邦已选择将大部分作战力量部署于太平洋战区而不是中东。实际上，联邦中央司令部在实施作战行动时，基本上是从太平洋司令部抽调部队，当然这无形中削弱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力量，导致了中国、日本、韩国的膨胀，现在是我们应该让这些力量早日回归它们本来位置的时候了。

如今我们已经暗中与一些国家通过协商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则很少建立类似的安全合作），联邦军由此已在太平洋司令部位于夏威夷首府火努鲁鲁的司令部建立了太平洋军事联盟。

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在火努鲁鲁举行的会议远比在迪奇里和达沃斯举行的会议更为重要。因为到太平洋司令部的与会人员通常还有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军官。

这样联邦可以针对不同的危机组成不同的联盟。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目前需要合众国的程度大于它们的相互需要。

针对中国这次可能的突然行动，我们打算组成以日本为前锋的西太平洋军事同盟，形成日、美‘澳军事同盟核心，全面围堵和打败中国，同时削弱日本、澳大利亚，在联邦军太平洋主力从中东回来时，重新奠定合众国在这一地区的绝对优势！”

这个构想非常美妙，充满了美国右翼冷战思维的臆想，很符合现在白宫里面这群政治家的胃口，然后它最后的实施却并不美妙。

对美国国防部的策略，战争中期有军事专家评论道：美国尽管知道俾斯麦主义的精髓，并积极运用到对中国的遏制中，但事实上他未能迅速有效的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其历届总统缺乏俾斯麦的严格自律。

即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只要某一方不占据绝对优势，就能保持该体系的持续运行。而历届美国政府在进攻的准备过程中却恰恰形成了绝对优势，这导致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实力稍逊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最终导致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争中，未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盟国出工不出力，使得美国在日本意外的迅速战败后，不得不独自面对中国的挑战，而中东的军力并没有如愿的撤回，使得美国面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挑战，无法充分应对，导致了战争失利，切维尼政府垮台。

而日本也是恰恰利用了这一点，狐假虎威，在西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巧妙利用了美国的力量牵制了中国的主力舰队，为开始的进攻胜利打下了埋伏。

但是军事评论家显然没有预测到“绿色联盟”、“联合梦想”、邦特等新兴势力参与后，对战争进程的巨大影响，战争的结局是大大偏离正常的预测。

会议继续进行，每个人都争相呈述自己的观点。

切维尼政府的鸽派国务卿柯特。威尔斯也认为，美国建立了这样稳固的太平洋联盟对美国有利，他通过卫星视屏联线参加会议，极为繁琐的加密可以让他放心的畅所欲言：“先生们……合众国有了这样的军事联盟，就不怕中国的崛起，甚至可以有条件的接受中国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官，他有很清晰的全球大局观，因此他又说道：“不过如今联盟已经有了巨大的裂痕，我认为日本、台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受我们的控制，西太平洋因此出现的巨大危机，结局很难预料。如果联邦处理不好，就可能使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前到来。这对整个地球将是巨大的灾难，是全人类的悲哀，所以联邦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合众国还没有解决好中东的问题，就不能过分放纵日本和台湾的行为，刺激已经虎视眈眈的强大中国！这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玩火的行为，可能导致联邦两线作战，前途非常危险！”

然而他的言论只是少数，能源部部长梅斯。梅内塔傲慢的站起来反驳道：“在世界大国崛起或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它们都会表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就象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那样。

显然，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中国也不会例外！

如今，中国投入资源建造大量先进战略武器，积极准备对台湾进行武力侵犯，甚至与日本火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不仅试图保护其沿海地区，而且将把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太平洋深处。

这种情况完全符合（西方）世界的逻辑。就文字意义而言，中国领导人可能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寻求为中国14亿7千万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建立一种类似于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为实现该目标，中国必须保证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从而能顺利地从中东或其他地区输送能源。

不难想象，中国自然不会相信合众国和印度能帮助它做到这一点。由此形成的结论将是，即便合众国未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也会在美中之间形成长达数年至数十年的冷战式对抗，这种对抗将主要发生在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

而事实上，今天这种战争威胁已经出现，中国和日本将进行一场争夺台湾的决定性战争。我们应该尽量确保合众国与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和安全，因此在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全力支持已经非常强大的日本，还有加强韩国，是非常合算的。

要知道，只有最后作为战胜国签署的协议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司法部部长梅尔。马丁内斯也赞同梅斯的论点，他补充道：“说得对极了！我认为，为了履行好职责，我们必须以最为谨慎、机械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好力量问题，反复评估地区力量的平衡，同时将政治平衡的价值问题交给文职领导人。这可以使军事官员成为所有政府专业人员中最不易受到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思想（指和平主义人士）影响的人士。

二战的历史显示了这种军政分离处理方式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联邦军方对德国和日本不断增强的国力感到紧张，向政府提出了扩充军力的合理要求。而到1940和1941年，军方正确地提出了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警告；到1944年夏末，联邦军则更少思考如何击败德国，而将重点更多地置于如何遏制苏联。军方的意见值得更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