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尝到了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他的一双大手那么温柔、灵巧，无处不在。我时而像少女那样吝羞，时而如林中母兽那般疯拄，时而又像父亲怀里的婴儿那么恬静。在那欢乐的颠峰，我止不住悲哀地呻吟。

欲哭无泪，仿佛要把心中痛楚全部倾泄出来，然后幸福地死去。我真想死在他怀里，死在那爱的顶峰，从而远离人间的烦恼。等一切平息下来后。

他会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我，赞美我的身体如何娇小可爱、令人陶醉，这是我在丈夫那儿从没听到过的。

我的少女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但我青春的心并没有完全被红色海洋所淹没。我自幼受家庭熏陶，热爱美术，父母在艺术上的培养使我在那个年代仍没有完全泯灭天然的人性。从十四五岁起，我开始朦胧地感到对异性的渴望：和班里出色的男生一起学习、开展活动时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愉快，身体里也渐渐产生出那种莫名的、令我不敢正视的冲动，我开始编织自己的梦，梦想有一个高大、温柔、处处完美的男人成为我的终生伴侣。

文革打破了我的画家梦，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工厂，青春就在这个与我个性与爱好格格不入的环境中流逝了近10年。那时只是盼着有一天能跳出来，所以尽管很快到了婚嫁的年龄，我却无心考虑终身大事。那种单调无望的生活几乎使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性。文革结束后，我凭着自己的绘画基础考进了一所美术学院，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的心又复苏了，我再次拾起少女时代的梦，当然此时的我已经变的现实了一些。

通过别人的介绍。我认识了刘勇，就是我后来的丈夫。他来自一个工程师家庭，文革耽误了他上大学的机会，文革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他事业上的执着和成功吸引了我，所以虽然他身材瘦小，性情有点古板，平时也很少对我有亲热的表示，我还是选择了他，我天真地想，有些事结婚以后就会好的。那些日子，我常常激动地想象着新婚将要发生的一切。

可是一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虽然我从一个处女变成女人，但这只是唤起了我的性爱需要，却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对丈夫来说，结婚似乎只意味着不再去食堂吃饭，他的全部时间仍然都用在工作上。他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星期天也从来是在实验度过。我们很少做爱，每次总是草草了事，还没等我完全兴奋起来他就翻身睡去或起来考虑他的科研了，而我则被一种莫名的烦躁所缠绕。当我向他抱怨时，他总是不屑他说：“你也是读过大学的，怎么就知道关心这个。”弄得我不知说什么好。功夫不负苦心人，丈夫在业务上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单位里成了年轻人的榜样，可对我来说，他简直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赌气地对他说：“你再这样对我，我就去找别人。”他听后愣了一下，说：“没那么严重吧。”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丈夫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去了实验室，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没有一丝生气。窗外的迎春花提醒我春天已经到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一个空巢里呢？我想起附近有个公园，想来那儿一定是春色满园了吧。于是我突然来了兴致，决定去那走走。我翻出一条呢裙，配上新买的毛衣，一个人出了门。公园里果然是百花绽放，那些携家带子游玩的人引起我暗暗的羡慕。在一片空地上，有一群人在扭秧歌。他们都不年轻，但个个兴致勃勃、精神抖擞。那鲜明的节奏衬托出舞者的生命活力，一下子把我感染了，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或是过年时去农村采风所见到的那种热烈、质朴的场面。听旁边的人说，这是个自发的秧歌队，每个星期天都在这儿活动。

看着看着，队伍里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子很高，舞步非常灵活，富有节奏，还不时做几个大幅度的跳跃动作，真是帅极了，他一会儿教司鼓调整一下节奏，一会儿为看上去是初学者的人示范动作，所有这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丝毫不给人发号施令的感觉。看得出，他是秧歌队的灵魂。

我渐渐把目光完全集中到他的身上，心也随着他的舞步跳呵，跳呵，直到中午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天我都早早地来到公园，远远地看着他和他的秧歌队。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在不远的地方看他们扭秧歌。活动结束时，他没像往常那样和别人一起离开，而是向我站的方向走来。我感觉到他亲切的目光中带着一些迟疑和探究，我隐隐感觉到，在他背后也有一个和我相似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点脸红，心里有一种孩子气的期待和紧张。他走到我面前，很自然地冲我笑了一下，问：“我看你常来这儿，是喜欢秧歌吗？”我说：“不全是。在家没意思，就出来走走。”他意味深长地接了一句：“我也一样”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大学教师，老家在东北，从小就爱扭秧歌。他说在这种纯朴的舞蹈里能感觉到灵魂和躯体的合谐和放松。他是我难得遇到的不失天然活力的知识分子，那就是我心中的完美。谈话中我也知道了他有一个12岁的儿子。

我向他说起我的工作，谈到自己新设计的一个作品，他很感兴趣。于是我鼓起勇气说：“我家就在附近，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作品好吗？”他迟疑了一下回答：“好吧。”我知道。这是我做为女人主动发出了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