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异端思想家”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也算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人，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本来文坛风向就比较善变，高务实名动天下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掀起文风变革，谁知道高务实对此没什么兴趣，即刚才袁宗道所说的“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

既然最有希望一改前后七子古风风格的高务实懒得干涉，袁宗道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注：本书的着重点不在文学史，这里就懒得分析了。)

虽然通过批评前七子(目前对后七子的批评还不多)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正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袁宗道对于高务实的态度实在好不到哪去，认为高务实对于文坛的贡献可有可无——不过搞了些蒙学读物，算什么大才？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这种心情又让他对高务实平时的做派也不满起来。他认为高务实亲自涉商是与民争利，怂恿皇帝出兵缅甸等地是滥用民力，实学派收商税也是穷尽民财，而漠南大战乃至于西怀东制国策都属于好大喜功。

他把这些话毫不掩饰地说给申时行听了，申元辅才知道此子虽然言出无状，但从思想上来说倒还能算是“自己人”，不由得把刚才对他的恼怒又抛开了。

申时行微笑着鼓励道：“伯修确有见地，只不过如今实学当道，皇上也……嗯，也欲成二祖列宗之愿，我虽忧心忡忡，却也始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方才……你也看见了。”

袁宗道微微扬眉：“欲批判一文，则此文总需先成，否则从何批判？欲批判一人，总需此人先做其事，若无其事，则无其害，又从何批判之？”

申时行目光一闪，沉吟道：“你是说……先静观其变？”

袁宗道微笑道：“新郑伯侄能有今日之势，归根结底无非新政二字，其既为新政，自是要改旧法。改旧法则必有人受创，受创虽苦，然不苦何以感同身受，何以知晓元辅厚德？是故，元辅何必担忧新郑新政？依学生之见，新郑不出新政，或可维持今日威势，一旦新政出台，便是其败亡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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