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这些“老朋友”中的一个把我带到酒吧里和聊我的前途。他是一个皮肤黝黑、小心谨慎、神经过敏的小个子男人，身上有股大蒜和廉价酒的气味。他小声地问着问题，就我对家里与父亲的联系一无所知这一点持绝对怀疑态度。母亲一定哀求过他，请他给我份活儿干，但他还是愤怒地、傲然地阔步走出酒吧，把我留下来付酒钱。

母亲后来绊倒（要么是扑倒）在一辆卡车前那年春天，最高中毕业了。两个胖姊妹和我那施洗礼的传教士哥哥从小石城回来参加了葬礼。我把屋子里的杜松子酒瓶统统清除掉了。我没告诉他们，验尸官在母亲手臂上发现了吸毒留下的针眼。

那时汤姆已开始着手登月球的事了。比我年长、比我强壮、比我黑也比我灵光的他，更像我们父亲的他，对重要的机会的把握也比我具有慧眼。他改掉了自己讲话时带印地语腔（抑或是犹太人腔）的习惯，并为自己进大学专修太空学挣了一份奖学金。

我混得比较糟，由千没有数学头脑，我没挣到奖学金。母亲的保险金在付完所有账单后还剩6000美元。我带着自己那份遗产到了拉斯维加斯，想去碰碰运气。可我运气很差，钱只花了三个晚上就花光了。

我真正开始学着做事是从这次灾难开始的。我长期处于挨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