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我说过，在普利芬农场我们干活吃不饱，身上穿的衣服，尤其是脚上的鞋袜，不能抵御酷冬严寒。狱守们大都是些缓刑犯人，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农场的性质及其管理方式是惩罚性的，但并非毁灭性的。我觉得，假如不让犯人服药，不审问犯人，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忍受的。

一些犯人分成12人一组接受审问，只是千篇一律地忏悔一番，背诵回答一系列提问，注射一针防克母恋药，便被放出去干活。其他犯人，即政治犯，每隔5天就要接受一次药物作用下的审讯。

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审问我的目的何在，更不知道审问的内容是什么。服药几小时后，我在宿舍里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和其他六七人躺在铺上，其中有的也已经清醒了，但有的依然处于药物的控制之下，显得目光呆滞，无精打采的。我们都能站立起来时，狱守就带我们到厂里干活，然而，经过第三次或第四次审问后，我站立不稳了。于是他们让我躺在铺上，第二天我又摇摇晃晃地跟小组出去了。又接受了一次审问，之后一连昏睡了两天，显然，不是抗克母恋激素就是幻觉剂对我那不同于格辛人的神经系统产生了毒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累积性的。

农场没有医院。农场的准则是不干活就是死亡，然而，在工作与死亡之间存在着宽松的缓冲地带，是狱守们提供的。我说过，狱守们既不残忍，也不善良。只要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就敷衍了事。我和另一位囚犯显然站立不稳时，他们就让我们呆在宿舍里，躺进睡袋，对我们视而不见。最后一次审问我病得很厉害，另一位中年同伴肝脏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了，但又不能立刻死去，于是就让他躺在睡铺上，慢慢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