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动车子引擎，笑着说：“现在的年轻女孩真是善变，我们还以为他们最近就要举行婚礼了呢。今天下午我会顺道过来看看她的情形，只要让她保持温暖和安静就好了。”

然后，他就开着车子走了。我目送他离去。他是个旧派医生，是那种现在正快速式微的家庭医生，一位忠贞而高贵的绅士。他对病人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值得信赖的顾问。我小的时侯，不管我们是得了麻疹，或是阿姨在遥远的西部过世，都会去找种医生来。他们都用同样鼓舞人心的自信，处理切除多余的扁桃腺和接生等事情。如今，这些病状都需要不同的专家来接手处理了。婴儿哭闹的时候，老温赖特医生就给他们薄荷糖，又在他们的耳朵里滴温温的甜油，非常有信心的认为他们不是腹痛，就是耳痛。过了一年之后，父亲在街上遇见他，跟他要账单时，他常常会回到家中，估计一下他这段时间内所做的诊疗费用总共多少，再将它除以二----我认为他没有记账的习惯----然后，用很难看得懂的笔迹把账目写在裁切整齐的白纸上，送到父亲面前。他是所有的婚礼、洗礼和葬礼（没错，就是葬礼）场合上的贵宾，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会竭尽所能，有如再生父母。

如果在温赖特医生和卡色诺瓦的华克医生之间作一个对比，肯定会引人激愤，不禁将话题扯远。

星期三那天，大约时近中午了，费兹太太打给我打过来电话。我对她的印象停留在以下事实：因为她当上了妇女老人之家的管理委员，每次放假时，她就送冰淇淋和蛋糕到妇女老人之家，把那些老人搞得肠胃不良。另外，她在牌艺上的名声也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她是桥牌社里最糟的社员。除了这两件事外，我对她所知不多。可是，因为是她负责了阿姆斯特朗的葬礼事宜，所以我赶忙去接电话。

她连珠炮似地说：“瑞秋小姐，我刚从我表姊，就是范妮，阿姆斯特朗太太那儿收到她拍过来的一封奇怪的电报。她丈夫昨天在加州过世了。而且呀----等一下，我去把电报取来念绐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