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让我受到怀疑，因此也希望使整个掩蔽行动受人怀疑。如果他无法让人对我的

专业水平产生怀疑，那他会攻击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

攻击整个心理学领域和所有的心理学家。毫不奇怪，结果在证人席上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有趣的辩论。

我的证据的中心思想涉及掩蔽行动可信度和纯粹性，从它的设计和执行两个方

面来说都是如此，还有我的研究发现，即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与我从杀死拉雪尔·

尼克尔的尚未辨别出来的凶手身上总结出来的性变态分析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种

极其罕见的性变态，除开在特别医院或监狱里以外，同时同地有两个人都具备这些

特征的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他在掩蔽行动期间的行为正好是这种罕见的人身

上可以预测到的行为。

毫不奇怪、斯特曼先生对我的发现表示了犬儒主义的看法，称它们是“投机型

和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我的直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他问我柯林·斯塔格是否有精神疾病。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替他做过检查。”我回答说。

斯特曼先生说，如果我没有检查过斯塔格先生，那我如何能够拿出肯定的结论？

他是否患有《1974年精神卫生法》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常病症？

“我不知道。”

他想诱我说出一些临床意见，而他明白，这样的临床意见只有在我对斯塔格进

行过体检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我想他还希望我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让我用额外

的一些例子支持我的说法，因此让我超出自己能够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

“布里顿先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共分析了多少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

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的谋杀案？”

“一例都没有。”我说。那是个愚昧的问题，我本可以轻松地问他，他曾为多

少名据称刺了一名妇女49刀的嫌疑犯做过辩护？我的结论基于我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也基于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功能失常方面的经验。

问话非常尖锐，而且有攻击性，但有时候，斯特曼先生逼人太甚了。在一次问

话期间，他问：“布里顿先生，这是一例‘过度毁伤’杀人案吗？”

（他显然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个词，否则就有可能同意他的说法。）

“当你使用‘过度毁伤’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指联邦调查局使用这个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