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戈利金不能对渗透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军情五处因此陷入了迷津。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高层间谍（因为“流畅”委员会认为罗杰·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动被搁置起来，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猎取中级间谍。汉利的问题一经查实，就失去了明显的前进目标了。我们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纯属虚构而放弃搜寻中级间谍呢，还是在类似汉利这样情况的一些人中间继续寻找嫌疑犯？如果我们假定戈林涅夫斯基关于中级间谍的故事是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假定的这个圈套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中级间谍身上引开呢，还是从高级间谍身上引开？这两种情况是都存在的呢，还是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腊悲剧里的演员那样，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四面出击。

下面一个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个性格外向、天资聪颖而又带点恶作剧式的幽默的官员。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个比汉利更深的波兰背景。他有一半的波兰血统，而且他已爬到了汉利原先的职位上，成为军情五处波兰科的头。在那里，他对他母亲的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可以说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谈话的官员，也是第一个听说中级间谍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访古曾科一样，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巧合？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