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