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恳求道：

“阿利斯特已经受够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伦特与他以前的密谋分子见过许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会面都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伦特甚至还告诉斯特雷特说，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发了他。但是当我建议他与普利兹男爵联系时，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普利兹男爵在战争期间是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间谍，早已回东德去了。普利兹在战时与布伦特搞过同性恋。乌斯季诺夫把普利兹带出荷兰之后，又回到伦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伦特陪着普利兹回到东德，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还有联系。普利兹在大战前后都在为俄国人工作，以便为他回到东德扫平障碍。我有兴趣看看他是否又转向我们这边来。我让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准备在赫尔辛基或柏林同我见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特极度紧张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