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活动。这和布伦特告诉我们的不相吻合。布伦特说他在一九四六年去过德国，劝说朗申请到军情五处任职。朗表示同意，然后由当时才离开情报机构、深率众望的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也算是军情五处的运气好，盖伊·利德尔对穿制服的军官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于是他在局里的委员会里表态反对朗进入，尽管当时狄克·怀特表示支持，为此事怀特后来十分难堪。但除了试图加入军情五处外，朗继续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他矢口否认同俄国人有进一步的接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羸弱的苏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党，尔后又急于保住自己的性命；凯恩克罗斯则是个始终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固执，俗守着他的信仰。同样不像朗，凯恩克罗斯尽他所能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急于想回老家，认为同我们的合作是他赢得入境许可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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