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谈论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特斯没有哭，她只是脸色惨白，躬着身子僵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凝视着我。像维克托一样，她是那种视友谊上的忠诚高于一切的人，而当这种友谊被背叛时，则她的心灵深处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击。

“那么多年，”她轻声说道，“可我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