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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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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