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人的游击队牵制了四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种灾难。殖民部试图在这种糟糕的治安情况下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