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惊叹不已，“正好是我们银行行动的日子！”

在这两次到银行去取朗斯代尔的箱子的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派许多监视员。我怀着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记录纸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并把苏联接收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a处四科记录的监视员行动时间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狮子胡须”记录和a处四科的记录完全吻合。苏联人一定已经猜到我们对朗斯代尔采取了行动。

我查阅了两三年以来的所有“狮子胡须”记录，并逐一仔细核对，试图了解一下苏联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过接收机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我们去银行的这两次，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午夜到早上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