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通知帕尔默街，让他们把高级密码也传送过来，以便比较从两个途径得到的信号。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重新调整了放大器，把信号加强到足以显印的程度。我把帕尔默街送来的信号作为标准，把非密码电文区分出来。不到十分钟，我就搞出了一份电报译文的初稿。这是一份法国驻伦敦大使发给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办公室的电报。

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时间中，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每天阅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收发的法国高级密码电报。我们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意图虽然没有成功，但法国人在这个期间的每一个举动都被我们监听到了。外交部对这种情报大感兴趣，戴高乐的电报被逐字逐句地制成副本，经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红色文件箱里。

实际上，“栅栏”只是生动地表明了情报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乐决心抵制我们的申请，无论有多少高级情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确把关于法国人的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设想之细节捅给了美国人，这有助于鼓励美国人更加不相信戴高乐，但我们从中捞到的好处却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在外交部，“栅栏”行动仍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外交部的常务大臣召见了我，对我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智谋与天赋表示祝贺。

“这些材料真是无价之宝，”他满脸堆笑地说，“真是无价之宝。”他的话使我毫不怀疑“读懂法国佬的电文通讯”，是继阿让库尔战役、火烧加来港和其他打击习惯于背信弃义的法国人的这些古代伟绩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巨大价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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