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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