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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