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分析道：“二哥，这事儿不可鲁莽，朝廷可是严控我们的军费支出的，说了这几年休战，平定内乱和对大员用兵，每年总开支不能超过三五百万两。

    若是舍本逐末，将来对鞑子重新开战，军资器械老兵折损多了，反而影响战力。”

    李定国的态度则很是坚毅：“朝廷既然动手了，就要雷霆立威，现在灭几家土司，是为了让其他土司看到榜样，未来才能节省用兵。”

    刘文秀摇摇头，指了一下地图叹道：“我并未阻止用兵，前几天我等刚来，不就把大理府边境的茶山司反抗扑灭了么，其土司酋守全家被杀，已经立过威了。

    咱后续还挑这种离交通要道相对近些、却依然不长眼的软柿子刺头来杀鸡儆猴，可不比翻过高黎贡山对付里麻司、干崖司的那些生番实惠？”

    刘文秀这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主要是明朝云南地区其实非常广大，比后世还大。

    明朝理论上跟缅甸的边境一直要到迈立开江，在高黎贡山到迈立开江之间的这些土地，还有三四个宣慰司。

    而到了清朝之后，雍正、乾隆爷俩数次卖国，割让划拨了一些土地给缅甸，后来中缅在云南中段的边境才从迈立开江，退到了迈立开江和怒江之间的分水岭、也就是高黎贡山。

    （注：按清粉的说法，是因为雍正觉得“既然缅甸已经被打服了，宣布认大清为宗主国，藩属朝贡，也不再支持流窜到缅甸的前明余孽，咱应该展示天朝上国的宽容大量，把一些没有改土归流的土地赐给缅王治理”。

    当时华夏文明确实没有近代外交的概念，对于乱赐土地管辖权也不当回事。）

    而既然明朝的云南名义面积那么大，高黎贡山以西的四个宣慰司，又岂是容易抵达的？

    对当地地理环境恶劣程度不了解的，可以参照一个例子——高黎贡山以西的土地，后世属于缅北“野人山”的一部分，一直到抗战的时候，入缅军队被日军逼进野人山，都是苦不堪言，损失惨重。

    往那些地方调兵，就算没有敌军阻断道路制造后勤障碍，至少也得五六个后勤辅兵维持一个战兵了，损耗太大。

    李定国抵达大理府后，也有观察过周遭地形，连续十天没有歇息，一直在外奔波，了解实际地理。

    所以他倒不是空发大言、打无准备之仗，而是实实在在了解这个后勤困难的。

    他便梳理了一下方略，跟刘文秀商量：“我岂不知道路险远，那就少带战兵，奔袭因粮于敌。再裹胁一些新向大明的附近其他土司，利用诸宣慰司下各部原有的矛盾，驱虎吞狼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