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夏洛茨维尔收到了我定购的两份手稿影印件。我把一份寄给了安德罗尼科夫，因为我答应过他，另一份我准备交给学校图书馆。我花了些时间借助放大镜仔细地阅读了影印件，还读了纽博德的书和曼利的文章。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出现。但几个月之后，当我带着我的侄子去看手稿时，我又体会到了同样的感觉。我的侄子什么都没感觉到。

我们在图书馆时，我认识的一个人把我引见给了阿弗雷尔·梅里曼，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的作品被大量收录在”泰晤士与哈得逊”出版的那种昂贵的艺术图书中。梅里曼告诉我说，他最近给一页伏伊尼赫手稿拍摄了一张彩色照片。我问他，我是否能看看。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去他的饭店房间找他，并且看到了那张照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那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想看看一张彩色照片会不会给我带来那种”不好”的感觉。没有。但却有些更有意思的事。非常巧，我对梅里曼拍摄的那页手稿熟悉极了。因此，当我仔细看那张照片时，我确信它在某些细微之处与原件有差别。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才明白了为什么。照片的色彩--用梅里曼发明的一种方法冲印的--比手稿原件的要稍稍”丰富”一些。当我间接地看某些字符时--把目光集中在紧挨着这些字符的上面一行--它们似乎变得”完整”了，就好像墨水留下的退色的痕迹又显形了似的。

我尽量不表现出我的兴奋。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应该严加保密，就好像梅里曼刚刚给我提供了一条与一处神秘宝藏有关的线索似的。我有了一种”海德先生”的感觉--狡诈，和一种贪婪。我若无其事地问他，要把手稿全都这么拍下来要花多少钱。他告诉我说要几百块。随即我便有了主意。我问他，如果我再多出些钱--出1000块--他是否愿意给我做大幅的”放大”手稿--放大到4倍。他说可以，我便当场写了张支票给他。我本想让他边做就边陆陆续续地把照片寄给我，但又觉得这样可能会引起他的好奇。当我们离开图书馆时，我对我的侄子朱利安解释说，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让我做那些照片的--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无意义的谎言。我为什么要撒谎？难道手稿有某种不明的影响力害得我成了这么一个人？

一个月之后，一个挂号包裹寄到了。我把书房门锁上，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拆开了包裹。我从一摞照片中随意抽出一张，把它举到亮的地方。我真想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欢呼。许多字符似乎都变得”完整”了，就好像那些字符分开的两半被羊皮纸上一个稍暗的区域接合起来了。我一张张看着。毫无疑问。彩色照片以某种方式把连显微镜也看不出来的斑点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