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知道现在郑文英对自己有求必应。包括母亲在内，所有人的亏欠也好，关心也罢，说到底在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无所谓了，跟他无关了。

在过去他尝试过告诉一些人，他想死，而那些人质疑他这么说的目的，事实上他们是对的，他这么说时，的确不敢死，可他渴望得到些什么，因为他有预感，如果没有人阻止他，帮助他，那么他迟早会有这么做的勇气。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他想要得到关心和帮助的时候，他并没有拿生命做赌注的勇气。

母亲仍然不能理解这个病，并且羞耻于讨论这件事。当有亲戚来看望他时，母亲总会说，他是失足坠楼，而不会说是因为抑郁症。之前他在厨房听到的对话，当事人也一律来过场子看看他，郑文英只是沉默着，礼貌地谢过，闭口不提儿子坠楼的真正原因。

但除此之外，她非常卑微。

她不敢再多说什么，每天对沈听眠嘘寒问暖，还总是对沈听眠的反应很敏感，经常紧张地问他：“你头晕吗？还是想吐？”

她甚至告诉他：“你不愿意上学，就不去上学，妈妈可以养你一辈子。”

令沈听眠惊讶的是，郑文英那天还带来了一个男人，刻意在他面前和那个人做出亲昵的动作，过后等那人出去倒水，她还焦虑地问他：“你喜不喜欢这个叔叔？”

“可以了，”沈听眠在那晚对郑文英说，“可以了，你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郑文英坐都坐不住，她看上去很紧张，答应了以后连忙说：“妈妈以后不做了，你不要不高兴。”

这样又是什么呢？

沈听眠已经看不得郑文英做这些，他不知道以前的自己获得这些会不会好受，这些他过去咬牙切齿幻想的场景，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让他感到痛快、淋漓尽致，更多的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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