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吾主不会直接走进白金汉宫将温莎家族赶下王座，取消不列颠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执法权。”女人说道，“祂拥有权力和法理，不是吗？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期望祂能够踏上这座岛屿，英格兰也有很多人希望祂能来到人民身边。”

麦考夫·福尔摩斯没好气地问道，“你想要什么？”

“1995年香港警务处政治部解散后，所有机密资料全都被送回了伦敦。吾主想要政治部的机密资料，全部文件。”

“不可能！”麦考夫·福尔摩斯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个想法，“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参与者不止有军情五处，还有中情局，我不可能从中情局拿走你想要的资料。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一份名单就能解决的，法律问题不能依靠暗杀来解决。”

女人说出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让麦考夫·福尔摩斯紧紧握住拳头，因为他不想让人看出恐惧。那是曾经有着美国国籍的犹太裔保加利亚议员的名字，在皇帝发动战争统一巴尔干半岛的时候，这位议员先是逃到了南美，打算在中情局的接应下去往美国，和同样出逃的议员、公务员、商人等人一同组建流亡政府——这是为了唤起保加利亚内部的分歧，同时为北约反攻保加利亚做准备——当中情局按照约定去往保加利亚流亡派系在加勒比地区的聚集地时，却发现包括那名议员在内所有去往那座豪宅的保加利亚流亡，连同一百二十六位家属全部死亡。几个小时后，那位议员先行去往美国负责与某些智库顾问、党派代表沟通的家属，也被发现死于在华盛顿的临时住所。

虽然类似的事麦考夫·福尔摩斯也没少做，但最少还会披着一层反恐的皮，但南斯拉夫联邦的行为与冷战之后同意识形态内以协商、谈判为基础框架的政治手段完全脱离，毫不犹豫地行使暴力手段的态度令人恐惧。那起事件发生在中情局的监视之下，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这件事最后居然连一个像样的新闻版面都没有，就好像国会、中情局、国家安全局突然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任何人都能嗅出这起事件中的机会，可以就人权问题、恐怖政治、法治民主等话题大做文章，充分利用那些人的死亡产生的价值。